双手扶持千木茂 慈怀灌注史家兴:记“十佳教师”邓小南

从地面到屋顶,除了门之外三面墙边的书架都被堆得满满的,不算宽敞的屋内仅有的两张桌子上也都放着厚厚的书,这就是邓小南老师的“陋室”。

当看到我们惊叹于如此多的书籍,她笑言都不知道退休之后这些书往哪里放。邓老师和蔼的笑容顿时让这间小小的办公室洋溢着春日般的温暖。

双手扶持千木茂 慈怀灌注史家兴:记“十佳教师”邓小南插图

资料图片:邓小南教授

“学生应该比老师走得更远”

早就听说邓老师的课不仅是“座无虚席”,还有一部分同学得“自备席位”。“本科一年级的主干基础课‘中国古代史’,正式选课的同学通常只有50人上下,但108人的教室中,每次都坐不下得搬凳子来听课。”邓小南说。

在邓小南心中“教学是第一位的”,教学不仅是对学生负责,而且“教学相长”,有时候学生一些非循规蹈矩的想法也会带给老师很多思考。老师回忆起1986年第一次开课时的一件事情。一位中文系的女孩常常在老师讲完课程后追问某个历史事件对现在的借鉴意义。在那学期末的教学评估中,所有班上同学都给了邓小南老师A的评价,唯有那个女孩儿评了B。邓老师不但没有责怪这个学生,还认真对自己的教学进行了反思。“人文学者应该有对现实的关怀,历史学家负有责任。”邓老师如是说。

学生们常会给老师的学术研究带来直接的启发。通选课上的学生,专业背景各不相同,个人特长及思考角度也会有所不同。让老师记忆犹新的是一位化学学院的学生。课堂上提到两晋南北朝时代士大夫常服用的“寒食散”,那位同学结合专业特色,撰写了一篇探讨“寒食散”的化学组合的论文,还以PPT做了精彩的演示,给予老师很大启发。一些博士生和硕士生提出的学术观点,也让老师从新的视角得到丰富的启示。比如有位博士生利用书法材料来解读宋代制度史,让学界注意到制度的实际运转情形;还有一位硕士生重新认识宋真宗在位时期的“闹剧”,认为当时的东封西祀其实也反映了时人“对太平的向往”……谈起这些,邓老师如数家珍。

“学生应该比老师走的更远,”邓老师说,“老师只能给学生一些建议和指导,要鼓励学术创新。这样一代胜过一代,学术才能发展。”

“我一直在改变,而且明年还要改”

1986年至今,邓小南已经有25年“教龄”了。25年如一日,可能有些人会厌倦、懈怠,但她没有。

“我的PPT每年都会调整,”邓老师说,“新的考古发现带来新的材料,学界产生新的认识,教学内容自然要随之改变。这也是对古代史再认识的过程。”使用PPT也是邓老师“变”的重要组成部分。邓老师第一次使用PPT,是在和阎步克老师合开的《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课上,邓老师负责后半期的课程。由于前半期阎老师是使用PPT教学,邓老师为了避免同学们的不便,主动学习了PPT的相关知识和使用技巧。为此,她专门参加了多媒体教学课程的学习,上课前还向自己的研究生请教。而现在,邓老师漂亮的PPT已经成为她的课上一道格外吸引人的风景。

不仅课件在不断更新,邓老师课程的考试方式、讲授方式也都在与时俱进。不管是什么方法,只要觉得好邓老师都会一试。台湾一些高校“小班教学”的努力,使她深深体会到课堂教学中学生参与的重要性。在北大,受客观条件所限无法缩小班级规模,邓老师就以很多方法来弥补同学参与性的不足。比如她鼓励大家在课堂上集体汇报,鼓励表演短剧,再现历史场景:“杯酒释兵权”“黄袍加身”……“许多学生能大段大段地把史料背出来,对话与场景相互交融,甚至可以说是‘天衣无缝’。”邓老师掩饰不住自豪地说。

80年代单一的期末闭卷考试,逐渐无法适应人才培养的需求。面对这种情况,邓老师先是增加了开卷作业、课堂讨论,后来发现学生参与还是不够主动、普遍。于是,在她的课上就出现了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考试”方式:让学生自己出试题。“学生要想自己出题,必须得把课程整个看一遍,在这个过程中就起到了督促学习的目的。”“虽然我不要求他们作答,但每年都会有不少同学把答案填上去,他们觉得意犹未尽。”邓老师说。

“明年课程的考试方式还要调整。”邓老师表示,“现在的评分方式过于细碎,容易影响学生的总成绩。”

有伤有痛,不离不弃

作为宋史专家,每每说起岳飞、文天祥,邓小南老师心中便会有一种“痛”的感觉:“他们的悲剧是一代人的悲剧,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在逆境中‘有伤有痛,不离不弃’。”

而邓小南老师,又何尝不是经历了“有伤有痛,不离不弃”?

1966年文革开始,那年邓小南正上初三。

1968年,邓小南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上山下乡,来到了北大荒。

从1968到1977,整整十个年头,邓小南在黑土地上和建设兵团的老职工们一同劳作,在偏远的农村当农工,做工农兵宣传员,在北大荒的小学里做教师。她所在的那个村落离最近的火车站有300里路,那里的孩子甚至都没有见过火车,但是她和同事们教过的学生,却有很多人走出了乡村。“那十年对我们来说,成长的空间被压抑,但是对村里的孩子们来说,如果没有北京知青的到来,他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邓小南说。

1978年,北大历史系中国史专业第一次恢复招生,邓小南回到了校园里。当时班上的同学最小的只有16岁,而最大的却有32岁,仿佛相隔一代人。但也正是这个班级中,走出了北大历史系现在最知名的一些教授们:研究官僚政治制度史的专家阎步克、中西交通史专家荣新江、历史地理专家李孝聪,隋唐史专家王小甫、秦汉魏晋政治文化史专家陈苏镇,以及曾任历史系主任的牛大勇……

“经历过的那段日子是一种人生阅历的积累,而这种积累对人文学者是非常重要的。”也许是这份特殊的阅历让原本骄纵任性的城里女孩多了一份平和与沉稳,也提升了她的眼光和境界。“不是说每个人都要重新走一遍我们那一代人的路,但是每一个学生都要尽可能丰富自己的阅历。读书、交流、亲身体会,丰富阅历的方法有很多,在生活中随处都有这样的机会,一定要有意识地去感知。”邓小南说。

走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那间小小的办公室,我们忍不住回望。在那间小小的“陋室”里,邓小南老师又在忙着指导博士生开题了。她说,她有一个习惯,每天只要电脑开着邮箱都是一直挂着的,只怕哪个学生有什么问题联系不到她。如果她白天比较忙,晚上打开邮箱的时候至少会收到20封邮件,而她都会一一回复。“能成为一名老师是我一生的幸事。”邓小南说。 

编辑: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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